“草根代言人”的草根生活

徐保义被称为“草根代言人”。

　　在安徽蒙城，徐保义可是个“知名人物”，但凡老百姓遇到困难，都会慕名前来找他。前几天，几个农民找到徐保义，反映县电信部门“强制服务，违规收费”问题，请他代表大家出面交涉。徐保义立即着手调查。当他就此问题向电信部门一个负责人进行询问时，却被喝令“滚出去”……

　　尽管这样，徐保义仍然执著地帮助农民讨要说法。

　　其实，他蛮有自知之明：“我既不是什么大官，也不是什么大款，就是一个普通农民。但是，我好打抱不平！”

　　告状

　　徐保义属虎，蒙城县三义镇河沟村人，念书到初三，没毕业，因为家里穷。２２岁那年，他到镇上的一个单位上班。有份工作挺不容易的。可是，干着干着，他把领导得罪了。

　　那是他第一次写检举材料，代表单位里的职工揭发单位的领导“渎职”和“腐败”，主要问题是“做假账”。材料写了不止一份，直接寄给县委跟县政府。后来，他又不断地跑检察机关等部门。对于当时的情景，他记忆犹新———

　　“我走访检察长，问：我给你们的举报材料收到了吗？他说：给你转公安局了，这种事情由经济侦查大队办理，你去问一下。我到了公安局二楼的局长室问局长：检察院转的举报材料看到了吗？局长回答：给你转办了。我去找办，那里的人告诉我：给你转经济侦查大队了。我又回到公安局找经济侦查大队的大队长。他说：这种案子应该归纪检委管。我去找纪检委，他们说：得先审计！让我找单位的上级领导郑主任。郑主任又让我找杨主任。找到杨主任以后，他说没有时间谈，叫我‘滚出去’！

　　“按照正常的渠道，该找的政府部门和领导，我都找了，但是没用。互相推诿，不但不解决问题，还说我是神经病，我处处碰钉子……”徐保义说。后来，愤愤不平的他就去找记者，心想：媒体可以给腐败曝光。他先找一家地方报社设在蒙城的办事处，而后干脆直接跑到合肥去找《法制日报》安徽记者站。终于，省城的记者到蒙城来了。

　　告这个状，徐保义花了５年多时间。后来，这个案子有了调查结果，他告的那个领导终因“经济问题”被处理。当然，他也“早就不在那个单位干了”。

　　检举

　　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，徐保义又代表三义镇港河村、曹海村、牌坊村等５个村的农民向上级反映“假种子”问题。他在检举材料中写道：“我叫徐保义，家住三义镇河沟村，员，报社通讯员。我接到群众反映，说县农委提供的‘烟农１９’小麦种子播种以后发芽率低，长势稀。我走访了港河、曹海等村农户。曹海村的曹廷华一亩六分地有一半种的是家里自留的种子，一半是县农委的种子，结果县农委的种子不但下种多，而且出芽率低。有的农户因此把地抄掉（改播）重种……县农委以假充真，以次充好，降低质量，变相提高价格，请求有关部门认真调查，给农民一个满意的回答。农民要求：一、多收的种子款全部退还；二、赔偿每亩地的损失；三、公开道歉。”

　　徐保义去找三义镇的党委书记。党委书记明确答复他：“谁卖的假种子，找谁，叫他向农民赔偿！”有了镇党委书记的支持，他接着去找县工商局，找县农委主任，并且，他又找了记者。

　　２００６年４月，有关媒体的记者写出调查报道：“眼下正是小麦生长旺盛的季节，而在蒙城县农村的一些田地里，麦苗稀疏、高矮不齐，麦种良莠杂陈。记者于４月１１日来到其中的一些麦田并拍下了一些照片。这些照片看了让人心痛！这些羸弱的麦苗也在拷问着有关部门的良心！”

　　徐保义说：“我把此事向（亳州）市长热线反映，市政府给予肯定的答复，让工商局认真调查，市纪检委也叫蒙城县纪检委调查处理。后来，县农委按照每亩地３０元的标准，一共赔偿了２００亩地总计６０００多元钱。”徐保义不否认：“当时我是以农民代表的身份向政府部门和新闻单位反映情况，材料也是我写的。”但是他强调：“这件事情之所以有结果，是因为农民反映问题以后，三义镇党委和县工商局积极出面协调，使农民最终获赔偿，得到实惠。我的作用，只是帮助农民和政府沟通。”

　　“徐保义能请新闻媒体给曝光！”从此以后，来找他反映问题的农民多了起来。

　　“蹭”报纸看

　　早就没了工作的徐保义一直负责自己家里的１０亩承包地，种麦子、黄豆和玉米。１０亩地每年的毛收入约９０００元左右，“还不够我一个孩子念书的钱”。

　　他有三个孩子，两儿一女。两个儿子都在念书：老大在北京，读的法律专业，学费第一年９０００元，加上生活费一万多，他感觉吃不消，供不起，就跑到北京替老大换了一所学校，费用一年５０００元，尽管仍然吃不消，但他咬咬牙，说舍命也得供；老二读蒙城一中的高三，也花钱，他很感激蒙城一中的校长于去年减免了他儿子的学费。而谈起女儿，他不免伤感：“因为家庭困难辍学了。也是读到初三，差一学期就要毕业了。”他的女儿辍学以后，独自到江苏常熟的一家服装厂找了份工作。

　　徐保义还有一个老父亲，７０多岁高龄，仍然坚持在外地打工。“他在江苏常州一个镇上的花木市场给人家搬花盆，说挣钱给两个孙子交学费念书。我当然不能要父亲的钱。”他说。

　　“我老婆常年在县城里卖青菜，每天早晨６点钟起床，拉个板车到北关去批发，再拉到南关的街上卖，一天下来很辛苦。全家人的生活，基本上靠她来维持。”徐保义对老婆充满感激。

　　在别人眼里，徐保义穷呵呵的，却成天东跑西颠，不是替这个写材料，就是帮那个打电话，不知他究竟图个啥。

　　“图什么呢？”他说，“第一，图个舒服和高兴。看到有的农民打官司找不到门路，有的打了６年１０年还打不赢，我心里比他们还难受。每当看到经过我的努力，农民的问题得到了政府的答复，有的问题解决了，我的心里就很高兴，觉得自己办了好事，比种１０亩地有意义。

　　“第二，我对这个‘工作’感兴趣。有一次，我接到一个匿名恐吓电话，叫我‘少管闲事’，否则‘当心你和你的全家’。其实，我知道这个电话是谁打来的，是个包工头。修村村通公路的时候，有一个农民种的树被毁了，将近２０棵杨树，碗口粗。这个农民来找我帮他讨说法，要求毁树的人赔偿。我就替这个农民找修路的包工头。后来，村里、农民、包工头三方达成口头协议，包工头答应赔偿农民。可赔没赔还不知道呢，我就接到匿名恐吓电话，还威胁我如果再替农民跑路就打断我的腿。我没理他，我知道他不敢，我不害怕！”

　　徐保义之所以不怕别人威胁和恐吓，是因为“我经常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，经常看报纸，什么都浏览，所以，法律多少懂一些”。不过，他看的报纸既不是自己订的，也不是掏钱买的，而是“蹭”的。“经济条件不好嘛，囊中羞涩，所以就经常找报摊‘借光’蹭报纸看，有的时候也会借机到一些单位看报纸。”

　　自来水

　　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７日，一些人给徐保义写信反映县自来水厂收费不合理的问题。信上说：“群众吃水本应按水表收费，但是水厂却按每户每月１８元收取。这样做违反相关规定，群众对此意见很大。请上级部门和新闻媒体对此予以监督，将多收的费用退还群众。”

　　徐保义立即找自来水厂的厂长了解情况，得知这个问题并非水厂能解决，于是把群众来信送到县政府办公室，还拨打县政府的热线电话反映情况。他说：为了这件事情，“我去县委、县政府两趟，到自来水厂找厂长６趟”。

　　一番奔忙之后终于有了结果。２００７年３月的一天，徐保义拿到一份自来水厂的整改措施，上面写道：“蒙城县自来水厂收取基本水费的方式存在一定弊端，一方面不利于节约用水，另一方面也不能让群众满意，现已受到群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让群众满意，着力打造和谐蒙城，自来水厂已制定出整改措施，现向社会作出如下承诺……”

　　自来水厂承诺在２００７年抓紧改造管网，实行一户一表制，按表计量收费。徐保义松了一口气。

　　为了反映问题更有效果，徐保义经常和一些新闻单位保持联系；他的挎包里装着一个记事本，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各级领导、各个部门以及法院、检察院的地址和电话，谁要有求于他，他会立刻打个电话，这个电话往往打得很到位；他的优点和缺点都不少，应了“人无完人”那句话。